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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子沙漠徒步30公里后昏迷 ICU躺22天看尽人间百态

2018-04-25 08:53: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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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生死停留

  6月敦煌的沙漠没有一丝绿色。天气异常炎热,旅行团还是来了。

  有人说那天的地表温度超过了50摄 氏度,“站在那已经滋滋冒油”。齐志辉和四五十个同事分好组,穿上专业的护具,带上对讲机,在快到正午时进入沙漠,开始徒步。

  这是繁忙工作中,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。齐志辉毕业于名牌大学,是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中层,有一个2岁的女儿。那是2016年,再过两个月他就将迎来自己的30岁生日。

  4个小时后,在距离终点200米的地方,齐志惠州哪里可以弄到发票辉昏迷倒地,他在烈日下走了30公里,一刻未停。

  前一晚的动员会上,他决定跟自己较个真儿,看到底能走多快,竞争前几名。他给妻子发去信息:“我很紧张,我要往死里走。”

  病人

  医疗救援的飞机停靠在敦煌机场,齐志辉通过专用担架登机,转运到上海一家医院。这架猎鹰2000LX远程固定翼飞机的机头,贴着红色十字,机上的医疗装备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。齐志辉的同事回忆,飞机上有所有ICU(重症监护室)的仪器,可以进行手术。

  转到上海后,当医院院长和公司的领导站在ICU的病床前时,齐志辉已经昏迷了50多个小时,谁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醒来。

  齐志辉得的是热射病,肾、肝、肺、心脏4个器官衰竭外加胃出血,还有横纹肌溶解,他的血液已经变成褐色。

  ICU里没有时间,LED灯白天也亮着。滴滴答答的仪器报警声响起,齐志辉的血液情况不妙,呼吸也微弱,抢救措施轮番上阵。如果再不醒来,医生决定上呼吸机、做血透。

  在作决定的最后时刻,院长用笔捅了捅齐志辉。

  “挺神奇的,我竟然醒了。”

  他看见病床顶上的灯光刺眼,看见两张惊喜的脸,医生指着老板问他认不认识,“我当时比较懵,怎么问我这么奇怪的问题啊。”

  在短暂意识的清醒后,齐志辉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我想喝橙汁。”含深圳哪里有园林绿化发票开混的句子没人能听懂,除了隔着玻璃的妻子,她“读”出来了。

  其后几天,老板看望他时,聊了半个小时。后来老板才承认,当时完全听不懂齐志辉说的每句话。他舌头不听使唤,吃饭一嘴血、刷牙一嘴血,连说话都一嘴血。

  疾病留下的痕迹还包括没有行动能力,他拿筷子时,饭撒了一桌子,只能靠护工喂饭、洗澡。ICU的病床比普通病床宽敞,这样便于给病人翻身,通常规定2个小时翻身一次,防止出现褥疮。

  齐志辉说话困难,因而也不愿意跟医生护士聊天。一个星期之后,他觉得无聊,找家里要了个手机。发出第一条信息,他花了2个小时――眼睛重影,手机要贴在脸上看;手也一直抖,按键的轻重无法控制。

  插着尿袋时,一个30岁男人的尊严让他试图自己下床上厕所,但“自尊摔碎一地”,根本站不住,“这他妈不是个废人!”

  他在ICU躺了22天,看不到太阳,也看不到天空。有一个小窗户对着走廊,常年摆一个倒放的拖把。齐志辉高度近视,以为是趴着睡觉的人,他跟它“大眼瞪小眼”,心想:“这个人怎么趴一天了?”

  在住进ICU的第五天,齐志辉“疯了”。他用嘴把输液针咬掉,喊着“有人想杀我!”氯化钾注射液他看成剧毒的氰化钾,“谁想弄死我!”

  突然失控、说疯话出现在很多ICU的病人身上,一些医院不得不把病人的手绑起来,以防他们拔掉维持生命的重要仪器。

  出院时,母亲煞有介事地做了个仪式。带着红纸袋,在病房里转了一圈。“以前我会恼火、凶她,现在只要她觉得心安,就行了。”

  而立之年

  这一场沙漠惊魂被齐志辉称作“宿命”。大学读书时,他学的是环境,对沙漠有独特的情感,说沙漠是人类对自然糟蹋到极点的产物。在学校的BBS上,齐志辉的签名是“层层堆积的黄沙像是几千年积攒的地球的褶皱一样,我喜欢这日积月累的没有庄稼的梯田”。

  “宿命之二”是他这些年工作顺利,朋友挺多,不会有时间停下来想:人到底为什么而活。表面开心,内心却忧虑和焦躁,“我往沙漠走去,到最后,原先的困惑爆发到极点。”

  毕业时,在小城当公务员的父亲让齐志辉考公务员,齐志辉考上了但不想去,“跟老父亲决裂”。父亲自认为自己过得楚雄开发票还行,每每喝多,总会教育齐志辉,“你必须怎么样,才能像我一样。”但齐志辉看父亲的工作一眼望到头,“小爷我要出来,只要不回家去哪都行。”

  当年他投了很多简历,最滑稽的一次是应聘一个娱乐公司,到那一看就是一家夜总会招端酒的,他说自己做过什么社会实践、拿过什么证书,“一些黄毛纹身的人冷冷地看着我,一句话没说。”

  后来他来到现在的公司做物业,谁家马桶堵了、下水道坏了,打个电话骂一通,他就会被派过去修。有时也要挨家挨户敲门收物业费,“付钱的人好像有道德优势,就是怼你,看你不爽。”

  靠着机灵劲儿,他被调去跑业务、拉客户。他在4个城市驻扎过,第一次跑业务时,就被人骂得在车里哭了半个小时。“那时心高气傲的,哪里受得了这个委屈,凭什么跟你低三下四。”

  后来“脸皮厚了”,“发现自己无所不能”。他学会了混酒、品茶;一个不抽烟的人比谁都懂烟;当时没生孩子的他,比当爹的都懂新生儿这样那样的小毛病;没去过中东,但攻略门儿清。

  遇到项目集中的时期,他一天要喝三顿酒。“大概这辈子能喝的酒喝光了,出事后一滴酒都不能沾了。”

  成为病人后,他有大量时间躺在床上胡思乱想,以前,他一倒在床上,想的是谁喜欢喝什么酒,喜欢谈哪些东西。“那时候过节送礼的单子丢了,几天都睡不着觉。”

  “我在那样的生活中如鱼得水、深陷其中,认为这就是我的生活。但又陷于一种纠结的痛苦,我需要阳春白雪、读很多书、思考人生,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去想了。”

  齐志辉有时会羡慕上几代人,信息匮乏,目标单一。活着有时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,有时是让孩子上学。“他们比我们幸福得多,社会历史给了他存在的意义。”

  “死”过一次之后,齐志辉才第一次真切感觉到“我到底为什么而存在,这仅仅是个开始。”

  在出事的前一年,齐志辉工作调动到上海,他和妻子带着女儿租了一居室,月租5000元。他的工作变成早期投资,做孵化器,每天参加路演,看过好几百个项目。他说创业有时像个恶魔,年轻人把焦虑凝聚到创业上来,把人性弱点扩大化,“挺不能看的”。

  “很多创业者身上诚实、踏实、执着做事的品质都没有,只能描绘一种情绪和蓝图。”

  尤其是已经融资过几轮的一些人,很牛气,身上缺乏敬重,不管是对人还是秩序,只崇拜表象的成功,“眼睛里闪烁着未来我就是马云的光芒,现实中连一个鸡蛋灌饼的小摊都管不好。”

  “我们这代人,好像什么都不缺,又好像什么都没有。”站在敦煌灼热的沙漠里,齐志辉拥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决心。“我前30年从没为哪件事努力到极致,我们这代人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,意义是什么。”

  齐志辉固执地在沙漠里行进,既害了他,最终也救了他。

  若是在失去意识时就倒在半路,一时半会可能没人发现他,耽误救治。“最终我出事是因为焦虑,在走到自己没意识前的一刻,我感到一种解脱。”

  那个异常炎热的上午,他决定就那么一直走下去,不给自己任何退路。途中有补给车来回开,救护车随时能招呼,对讲机一直开着,但他忘了它们的存在,内心的想法就是“不行,我得走”。

  这让他屏蔽了生理上的不适和痛苦,机体的警报被他忽略了。同行的人里也有中暑的,都在慢慢地走,感觉到眼睛睁不开时,及时就医,“我确实没感觉到那么多”。

  他翻过了小沙丘,也走过硬一点的石子路,在最后时刻,他完全失去了意识,没有视觉、没有听觉、没有感觉。

  至少有两个人证实,他在快到终点时“看着很奇怪”,有好兄弟想跟他一起走,说“志辉你别走那么急”,但没有得到回应。有人说他走得很凶,眼神狠;有人说他眼神呆滞,像死了一样。

  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时刻,齐志辉周围没有一个人,“有人我也一定要超过他”。“在变成行尸走肉之前,我是孤独的。”

  人间百态

  齐志辉的新生命是从ICU里开始的。他的病房是一个单间,大约10平方米,摆了许多机器,显得很挤。晚上10点,所有房间关灯休息。病人发出痛苦的呻吟,夜里会死人。

  清醒的时候,他试着去观察。有些病人一直在喊“护士救救我”,“其实未必是紧急情况”。

  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病情很重的病人,想见家里人。医生给家属打电话,很气愤地说,“人已经这样了,你再不过来,两天之后就没了!”电话另一头没有给出积极回应。

  病友是他“生病期间仅有的一些朋友,出来一个都没见到过”。

  “这里阅尽人生百态。”安友仲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,在ICU工作了24年。他坐在几块屏幕前,病人的心率、血压、呼吸频率、氧饱和度等是屏幕上不同颜色的曲线和数字。

  一位在ICU上班第一天的护士记下日记:各种粗细、各种材质的管道,插入他们的头、胸口、腰背、尿道,引流出身体不需要的多余液体,暗红色、酱油色、鲜红色、淡黄色。生命被这些出入水量控制,被一群数字数据所代替。有人光肚子上就插了13根管子。

  苏醒的病人面临何种局面?直径1厘米的管子插在嗓子,“嘴不能言,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谁能够痛快?”一些病人在被告知自己不能乱动后,刚点了点头,其后还是要动,很少能忍住。

  “把人当做人,不是当成细胞和组织。”安友仲说。他希望病房最好有窗户,而不是LED灯,给病人时空定位,当他从昏迷中醒来,不容易出现今夕何夕的失控状态。窗户还要有竖的百叶窗,病人能看见外面,外面看不见里面,还能通风。查房时,要叫病人名字,而不是几床的代码,叫名字是在不断提醒对方,他姓甚名谁。

  “国外有一项研究,数据显示刚刚进入ICU的病人,第一天的睡眠有40几次,这意味着一个小时有几次睡眠,十几分钟就被吵醒一次,这是非常令人难以忍受的。”安友仲告诉中国青年报?中青在线记者。

  “欧美病人拔掉管子的少,为什么我们多,是因为我们耐受比欧美差吗?其实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缺乏信任。”

  “医生的亲戚有时对当地医院也有怀疑,缺乏彼此的信任,欧美病人是‘我不懂,我把所有治疗交给医生’”。

  在美国,一张ICU病床前有3位护士,而中国大部分医院里,一个护士要照看四五个病人。非典时期,一个护士辞职时跟安友仲说:“主任,我有记日记的习惯,刚进科室的时候,您说ICU是朝阳的学科,一定有发展。我们很努力,给病人翻身擦背,100多斤,个个都腰肌劳损。”她说,下班后东西往地上一扔,床上一躺,根本不想动。刚结婚时,丈夫会给她捶背,时间久了人都受不了。

  这里离死亡很近。在一场清明论坛上,安友仲说自己是会场里见证过最多从生到死的人。“做医生,谁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,但走麦城的时候谈了吗?有些病就是治不好的。”

  “看病跟修车不一样,任何小的病也不能打包票一定治好,上万种疾病能治愈的没有多少。”吕杰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,他最怕听到家属问,“大夫你说这个手术是不是做坏了?”“手术做了九死一生,不做是有死无生。”

  “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。”一些病人家属打完官司,对安友仲说,“我对你个人没意见,我也知道我们家这事跟你没关系,但是我得要钱;瘫在床上的病人,得要钱。”

  下午有一个小时是家属的探视时间,病床前有一些温情时刻。老人彼此握着手,默默地趴在耳边说一些话,不是爱你之类的,往往是孩子怎么样了,家里怎么样了,吃了什么饭。“那是一个很美的画面。”安友仲说。

  一个昏迷了10多天的病人,大概无望。家属蹲在医院走廊的马扎上,不愿意走。到了探视时间,家属抚摸着病人的身体,嘴里一直在对他讲话,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询问护士,“我挠他脚心有反应,是不是进步?”

  事实是“病人随时有可能不行了”。探视结束后,医生找到家属,一顿安抚,让他们做一点心理准备。家属愣愣地,听完后,把一个剃须刀递给大夫,仔细演示了用法,请护士帮忙给病人刮胡子。

  “最怕看到这种小病人,医生和护士从头哭到尾。尤其当孩子特别乖时,很配合你。你看他那么小,遭这个罪,皮肤掉得一块一块的,还在那玩游戏机,意识不到自己快不行了,小孩没有恐惧感。”吕杰说。

  她见过一位孕妇,怀孕后得了肺癌,进展很快。病人一宿一宿地坐着,不停地咳,躺不下,也睡不着。她要求插管,这意味着凶多吉少。家属反复犹豫,在门外抱头痛哭,抉择起来太痛苦。 当一个生命体征渐渐走向衰竭时,护士会打开窗户,“对死亡的尊重,希望他安然离去。”

  “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医生和护士更希望你活下去。”吕杰告诉中国青年报?中青在线记者。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最亲的人想的可能是其他的事,“银行卡密码还不知道,后续该怎么处理”。

  他见过,有的家属头一天跪在地上要求救治,没过两天,就又说要放弃,拒绝非常彻底。“在拒绝救治上,儿子比女儿要果断。”

  在这个科室,一年抢救有七八百例,平均一天有两例。病人突然情况不好时,吕杰的神经会无意识地紧张起来。实习时遇到紧急情况,他从7楼跑上19楼,根本来不及等电梯。

  他接手过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,她的儿子胳膊上有文身,戴着耳环,说话不客气,“看着不像好人”。吕杰估计他很快会放弃对母亲的治疗。在花了近百万元之后,希望仍是不大,他说:“不行,我就这么一个亲妈,我得救她。卖房也救她。”

  在ICU住了70多天后,这位母亲终于摘了呼吸机,转到康复医院。之前欠了医院30万元,儿子赚一点,还一点,出院时已经还清。他果真把一套北京朝阳区130多平方米的房子挂出来卖了。

  “那些说砸锅卖铁也要治的人,通常坚持不了几天,真正需要砸锅卖铁的人,不会张扬,他已经去砸了。”吕杰说。

  “我刚工作的时候,家属问的最多的是:我们家老爷子到底有戏没戏。有戏就继续治,没戏就拉回家了。”安友仲说,现在,病人家属常说的一句话是“我们家老爷子走着进来,怎么躺着出去了呢?”

  病人尿在床上,家属觉得护士看护不力,给了病人一根棍,让他有事使劲敲。“跟我们说话,从头到尾录音,后来要封病例,告我们。在医院里大吼,‘把病人治死了’,保安都来了。”

  安友仲回想女儿出生那天,一位病人突然生命体征不好,他放弃休假,投入抢救,救了回来。一年后,病人因其他原因去世,家属得知安友仲那天的特殊情况,在他女儿10岁前,每年那一天都带着花去祝她生日快乐。

  父亲去世那晚,外院转来一个病人,家属都在美国。安友仲正陪着母亲把父亲送到太平间,病房一直打来电话,说家属要求主任必须到场。安友仲还是去了,家属不在,必要的治疗只能“硬上”,“稳定住了”。后来同事告诉家属,安大夫的父亲昨晚去世了,家属来道歉,安友仲把他们骂了一顿:“谁没爹没妈,就你有爹有妈!”不打不成交,之后医患成了好友。

  ICU的工作通常挺有成就感。安友仲的ICU病人死亡率是3%。他们进来的时候浑身不能动,脸上是淡漠的眼神,来探视的家属转一圈都认不出人来。出ICU的时候能开玩笑,有病人痊愈后来看望医护人员,那种生命力让人全然想不到他曾离死亡那么近。

  重生

  齐志辉以前的微信头像是一个繁华背景里疲惫的小人物,从ICU醒过来后,他换上了电影《终结者》的海报,那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,“I WILL BE BACK (我会回来的)”。

  恢复的那段时间,他四处寻医问药,衰竭的心、肺、肝、肾逐渐恢复机能。出事两个月后,他和家人一起度过了30岁阴历生日,那天正巧也是女儿的阳历生日,女儿黄色的发卡上有朵朵小花,噘着嘴等待吹蜡烛。

  出事后,公司把齐志辉安排在海南休养。他重新获得了许多已经遗忘了的作为一个健康人的感觉。他重新经历自己吃进去的第一口饭,自己说清楚的第一句话,自己迈出去的第一步路,自己爬上去的第一阶楼梯,自己写出来第一个字……

  刚开始走两公里,他满脚水泡,必须一个个挑破,撒上消炎水,第二天才能保持运动量。出事9个月后,海南那天的阳光正好,满大街的车,齐志辉心情也好,“不如跑它两步吧。”

  当双腿开始动起来时,“那感觉真好,正常的走和跑,耳边的风是不一样的。”

  那天他只跑了50米,肺因此疼了2天,只要呼吸就无法入睡。但他感到快乐。

  “小孩子知道跑之后,发生了很多改变,世界因此变小了。”他之前只能走,到哪里都怯生生的,走路慢、范围小,能跑之后,可以去更远的地方。

  再看《阿甘正传》,他把里面的每句话都融入了眼前的经历和以后的生命,“我们把很多习以为常的拥有当做理所当然,当我承受着肺的疼痛和腿的慌乱,重新拿回奔跑的权利,我才真真切切地知道,要付出多大努力,才能收获理所当然。”

  齐志辉在而立之年获得“难能可贵的平静和跳脱”,“使我有机会以一种真正平静和成熟的视角审视世界。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,自我本身的存在。”有时候他一个人,走在沙滩上,海水突然涌向天空,脚底是软软的沙滩,海浪拍打着,他感受到无比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。

  以前,这种感慨只发生在吃完饭、唱完歌,半醉半醒的KTV里,当他“死”过一次,“死亡是实实在在的,头脑里的筹码,是最忠诚的朋友。”

  当初,但凡错过好的机会,他会懊恼难过,现在,任何可能后悔的时刻,他的头脑里都有个声音在说,“你他妈死过一回了,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赚的。”

  他说,“我们这代人,总是想着怎么更快、更成功。”他的父亲在经过“丧子之痛”之后,再也不会把想法强加于他,“有句老话,失去才知道珍惜”。

  他讨厌在朋友圈花式秀加班、泼洒鸡汤,也不愿意发一些岁月静好的文字,更不愿意絮絮叨叨总是守着这件事没完。但在出事一周年后,他决定写一首诗。

  回首凝望 以为人影憧憧

  背后却是面荒凉的镜子

  只有深渊于其中凝视着我

  我也凝视着这深渊

  ……

  我走在沙漠里

  兵丁散却蜃楼遁形

  追逐着五千年的烈日

  在这个天地颠倒的沙洲

  我获得了自由

  “其实我们每年都过一次自己的忌日,只不过不知几月几日。现在我可以把6月12日作为那个特别的日子,时常反省自己将来是否有足够的底气面对死亡。”

  两年前的6月12日,敦煌大热,这个年轻人决定往沙漠走去。

  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齐志辉为化名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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